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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學派的 M . Schlick 施利克說,科學立論觀察寫下的報告或事實 ,其實是 protocol statement 禮儀陳述或
convention 慣例。二十世紀鬧過政治、科學的革命;詮釋學也鬧革命,詮釋學經歷了paradigm shift模式轉型。
士來馬赫
基督教在詮釋學方面有個重要人物,就是代表自由派的 Schleiermacher 士來馬赫 。 士來馬赫對詮釋學的貢獻很大,他發展了 historical
grammatical(歷史性的文法性)再加上嚴厲的觀點批判。他在詮釋的起點說misunderstanding is universal ,就是說誤解
、誤會是必然的;所以人才要很小心去理解以超越誤解。什麼是理解?涉及理解就涉及意義。以前詮釋一段文字
,要處理的就是文字最基本的文法;掌握了文法就能讀懂(至少在表面上)它了。
士來馬赫卻說瞭解文法後,還要瞭解作者寫作時的歷史背景,以致念一段文字,不單可以理解它的文法規定,語句應用,也知道字詞說法;它可以在某個特定時間有不同層次的意義。我們需要為此做歷史研究,好令自己跟那段文字的歷史距離historical
distance可以減到最低;就像對著作者和當代人說話一樣。
文本與歷史
從前,詮釋學者以為一個 text 文本,會停留在歷史的處境中,寫了就不變。讀者的責任就是超越歷史鴻溝來理解它。問題是,一切都在變化,而變化會影響讀者。
當我們作歷史研究,以為自己在這里,文本在那歷史空間;我站在這里,位置不變,它的位置也不變 ,我就可以進入歷史去瞭解它。
不過,十九世紀有個研究歷史的重要人物,他叫 William Dilthey 狄爾泰 。他說,其實歷史不斷在變,以前的文本寫好了,文化不停留在那里,文化也在變;變的時候,文本本身的意義
,作者原來要表達的意義,就在歷史中改變了
。
舉例說,這本書有影響力,很多人在閱讀
,讀的時候,在文化變化中,讀的人已經加入自己的意思。還有,原來的語言也經過很多變化,如果現在要回到當時的法規,根本沒可能
。站在“現在”去瞭解“當時”的文法,我們的瞭解已經受現在的文法語言影響。
我們讀希臘文,希臘文本身也在變化。保羅寫希臘文時有一定的規格,因為希臘文在不斷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已是變化了的希臘文
。而我們還以為自己不受變動影響,可以掌握原本保羅寫羅馬書時那些希臘文的結構和法規
。問題是,我們站在這里瞭解法規,是否可以超越變動,掌握保羅寫羅馬書時的法規?
如此,意義是什麼?每個讀者,都站在歷史的一個點中;這點是變動的,每刻都在變化
。
所謂經驗
意義是什麼?狄爾泰這樣理解,我們生活在世上,每一刻都有經驗,用以解釋之前的經
驗。比如,現在過了三秒鐘,我又有另外的經
驗。我們擁有很多片斷的經驗。他叫整個過程作經驗圈erlebnis,lived experience活的經驗。
生活就是由經驗組成,每一刻都有獨立的經驗。人是否充滿一堆堆散亂的經驗?是,所以我們需要以一個內在的活動將各個不同的獨立經驗組織起來成為一個貫通的,圓融的架構
。當我們組成整個架構,就可以用這架構來評定現有的每一刻的經驗。
如果現在又有一個新經驗,我就決定,把這經驗放在這里,把那經驗放在那里。有時我們會發現原來這經驗跟以前那經驗完全相同,就知道它可以放在這里,而因著這經驗跟那經驗相同,我就知道它的定位了。如果它跟另一組經驗有關,我們就可以解釋,現在這一刻我的經驗有什麼意義。因此,意義就是我這個經驗在我所有其他的經驗當中可以怎樣定位。
關于理性
理性是人的思想活動;將以前獨立、混亂的經驗群組織起來,這組織經驗的活動就叫理性。狄爾泰稱這結構為 structure of meaningful-ness
意義結構。它不是一個固定事物,可以隨時按自己所有的新經驗修改。假如我現在經驗一個事物,它很特別,到一個地步,無論怎樣想,怎樣做,要將它放進以前建立好的意義結構,都不成功,怎麼辦?有兩個處理方法,一
、想想自己是否看錯了,可能是幻象嗎?這樣
,就會忘記,也不用告訴他人有過這樣的經驗
。另一個可能,明白它是真實經驗,不可以忘記。於是檢討以前那架構是否有問題,再將原已建好的架構拆掉。拆掉,就要重建。
在成長過程,我們常常拆了一個看法,重新再建立,因這緣故,意義的架構就經歷了改變。我們是一個歷史性的人,人在變動,意義
、架構也在變化。假如自己的意義架構改變,
讀這文本對自己的意義會否因自己不斷改變而
改變?狄爾泰說,我們的存在有一個 history charity 歷史的本質,我們是一個歷史的個體。我們不斷在變,變幻才是永恆,變的時候,讀的文本也在變。這樣,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閱讀一本書的意義?怎么去決定文本的意義?
我們在進行理解時,要接受一個事實﹕站在不同的生命歷史,不同的處境,看一個文本
,它對我們的意義已經不同了。假如站在不同的文化看一個文本,它同樣有不同的意義,現在,我們好像瞭解一個文本的意義,在乎人站在什麼處境,哪一個歷史的點來看。這是說文本浮動,它的意義也在浮動嗎?有個文學批評者說
,現今的文化叫 culture of interpretation 。文化的意義在乎人的解釋;好像這世界已經沒有固定的意義和真理了。
疑心詮釋
與狄爾泰差不多同時,Karl Marx馬克思冒起,他不僅影響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也影響了人們的閱讀和對文學的批評。馬克思說,任何哲學、真理,這些概念完全是上層建築。它是基于下面有什麼社會制度、經濟結構而定。所謂哲學、真理取向,是為這社會、經濟制度作的表面功夫;它們要為這些結構自圓其說。當一個文本說了很多漂亮話,其實它的背後都有一個
ideology 意識形態。他說讀文本時不要只讀表面,還要看它背後的意識形態
,看它原來要講什麼。比如我們生存在一個充滿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里面一定有一些文本,專為這主義講話。但這文本的意義不在它講的,它的意義在于保障自己的結構。馬克思以後,詮釋學就發展了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論,開始了hermeneutic sub-specious疑心詮釋。
傅科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的 Michael Fou -
cault傅科,寫了幾本歷史研究。第一本書,他研究西方文化中的精神病的歷史。他要認識西方歷史怎樣定義一個人有精神病;他們怎樣處理這人?他發現西方社會,是將一些被制度所排斥的人定為精神病。他說精神病是一種壓迫手段,就像蘇聯;有段時間,假如有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滿,特別是反對斯大林,嚴重的就槍斃,罪名輕一點就送去精神病院。他就從這角度去看人類在西方受到的壓迫的結構
。
他的結論是,整個西方充滿了壓迫制度、結構;處理精神病者就是壓迫結構的一個產物
。傅科說,任何文本講的漂亮話,基本上就是為了權利。掌握了權利的人會寫一些漂亮的東西,並容許它在這世界影響社會。這就是疑心詮釋﹕讀一個文本要懷疑它背後藏著什麼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和深層結構
不過另外的理論者不那麼極端,雖然他們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
有些研究社會結構的人,就認為任何作者講的不僅是自己在創作,也是整個社會文化透過他來創作;他表達的就是當時文化的結構。
結構主義者說,我們看到的社會結構,很多時候都是表面的。這些結構下面還有 deep struc-ture 深層結構 。要明白作者寫的東西,就不能單單聽他講什麼,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要掌握作品的意義,不僅要掌握作者在文法上表達的,或他當時的處境,還要從整個文化、社會下面的深層結構來認識他表達的意義。所以你就看到多層意義;人自以為的意義,和他站在那地方下面的深層意義。
這樣詮釋學是否變得很複雜?另外,除了文本,讀文本的人,自己也受本身文化影響;他下面也有一個深層結構。當他讀的時候,會帶有很多自己的假設。他的深層結構是這些假設的一部分。自覺的處理自己的經驗,也有一個取向。他自覺的假設,或不自覺的假設,加上他的興趣和需要。
為什麼要聽人解釋聖經?為了自己能夠明白。當你要解釋這文本,聽你的人怎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聽法,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興趣
、取向、假設。講了許多話,在不同的人的意識里產生的意義可能也完全不同。因此怎么可以說,一個文本只有一個既定的意義?它可能有無數意義呢!所以不能用文本作者的本來意義固定它可能的意義。
看小說家怎麼說
1927 年,意大利文學家 Luigi Pirandello ,寫了很多作品。現在我們講的,他當時就用文學劇本、小說寫了出來 。他在小說《
One, No On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里說 ,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有一個identity決定性的身份。我知道自己是誰!我擁有什麼,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等。再看的時候,發現所謂身份,其實是當自己跟不同的人交往時,從那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這怎樣理解?你要面對的是無數的人
。“我是誰”這問題,要看你問的是誰?我對某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對某某人又是另一個人。
這小說比起他另一本杰作真是大巫見小巫
。他另一部著作也很有趣,就是《Six Character in Search of an Author 》。內容說,我們常以為一個作者,寫作時很清楚要寫的角色
-- 主角的性格如何,可由自己設計。演員也以為自己演到了作者寫的角色。不過他說這是幻象;作者寫完劇本,劇本已不屬于他;他對這劇本已失去控制權。劇本放在導演的手,由導演去理解那些角色,根據他的瞭解去找演員。他看中一個,認為適合,又找不到更好的,這理解已經改變了。當劇本再到下一個演員的手,他一方面要想,導演要我怎樣演?一方面又要想,作者原本想怎樣表達。最後他問,我自己應該怎么演,才最能夠表達原意。他混合了自己的意思、自己過往的經歷跟現在的想象。到演出時
,1500對眼睛看著他,每個人看的時候,都賦予一個他們自己認為的角色的意義。所以這演員角色包含的意義是誰給的?從作者到導演、
演員、觀眾。
因此,當一個角色給演出來時,它好像一個空的麻包袋。自己不能站立,除非里面裝了東西。是誰給這麻包袋裝東西?就是不同的人
,將他們的意義裝進去。演員可以站立起來演出他的戲,因為不同的人給了他不同角色的意義。
他對意義的理解是完全相對的,當時他的作品都是這主題。他拿諾貝爾獎,說明那時代人類的文化氣候;很多人很欣賞這樣的看法。在他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文化與現代文化改變的軌跡。
我們講話,或讓人聽我們,都要很小心。我們在變,生命受影響;講時要小心,聽時也要小心。
對神學的影響
這些詮釋理論影響了神學工作者。有些神學工作者,用疑心詮釋來詮釋聖經。他們問,到底聖經有沒有一些意識形態,是帶著壓迫性的?特別是女權運動的人,她們看聖經時,讀到很重的父權架構。它牢牢規範一些意義的表達,所以念聖經時,將整個父權制度的壓迫性揭示出來,以致我們過往讀經不自覺的讀到父權意義,並將這意義讀進生命中,造成自己不自覺的奉行父權制度。這樣讀聖經就有先入為主之嫌了;我們意識到自己要解放、破解一些在我們里面的意義結構。不單如此,我們還要重新在聖經中發現和揭示它里面一些反對父權
,解放父權制度的意義結構。因此,我們在聖經里不是只看到負面意義的架構,也看到很正面的,解放性的意義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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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性的詮釋學
有兩個很出名的代表,一個是哈佛的 Fio-renza菲爾倫查;她從一個新角度去看耶穌基督怎樣看自己周圍的女性。她也看到這些女性在初期教會,在福音書里如何運作。這給她一種怎樣的意義呢?她從比較正面的角度發現一些傳統教會因著父權的意義架構,壓下來的一些主題和意義。
另一個人是Ruether羅伊特。她早期(70年代)跟菲爾倫查很相近,也是要從女權的角度來發現,來看一些正面主題:福音對女性有什麼肯定。後來,她發覺聖經里父權制度,無處不在,牢不可破,所以對基督教失望,也不再對聖經是否對女權有更積極的肯定和意義存有希望。
她認為這是教會歷史中父權對婦女的壓迫
,真實而血淋淋。結果她跟基督教疏遠,再不提基督教是自己信仰生命的重要部份。如此,我們看到若用懷疑的態度看聖經,看到的只是壓迫性的結構。另一些接受這類詮釋理論的解經家說,自然的意義這麼浮動,那麼聖經的意義對于我,應該怎樣定義?難道決定它的意義在乎我怎樣回應?意義的定位在那里?
這就是所謂的存在閱讀existential reading。讀一本書,閱讀的意義跟閱讀者的存在分不開
。存在的閱讀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比較積極的意義。我再提一個哲學家,他叫海德格。
他對詮釋有很不同的瞭解。他說其實我們每一刻都在作詮釋的活動,我們詮釋不單單是為了要理解;更根本的,我們常常在詮釋自己的存在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所以他有所謂的exi-stential analytic存在的分析。
布特曼的新詮釋學
布特曼Bultman發展了new hermeneutic新詮釋學。他認為我們念聖經時,應該向聖經開放
,讓聖經說話,讓聖經的信息詮釋我們的存在
。如此當我們念聖經,就會發現在自己里面,
原來有很多不忠和虛假。為什麼還要念聖經?因為聖經要將人存在的虛假,對自己的不忠情況很清楚的揭示出來,這才是持續不斷讀經的
理由。這個存在分析在詮釋學當中很重要。
不過,慢慢的這個讀者回應,好像就比較少談到存在分析和存在詮釋了。很多人念文本或聖經,就相信聖經的意義在乎自己從這個處境對那文本產生的反應,那意義就在他里面。
所以我們稱這詮釋的方式reader respond讀者回應。
如果接受讀者回應的詮釋,是否在讀聖經時,聖經的意思就由我來決定?那我們怎樣去防範自己不竄改 manipulate 聖經? 要聖經說自己要它說的話?雖然我知道也明白,很多相信讀者詮釋的詮釋者,沒有這樣的本意intention,不過那危險是存在的。
教會的回應
交代了詮釋學在受後現代影響後的面貌,作為一個福音派信徒,我們應該怎樣回應?我們是否相信聖經文本有原意?奧古斯丁說,念聖經文本時,它是透過一個作者寫的,神的啟示也透過作者傳達。聖經作者不是寫自己要寫的,是因聖靈的感動而寫。所以從某個角度看
,作者的身份、文化、背景不那麼重要,雖然不是完全沒意義。他也提到神聖靈的工作不是在真空里運作。神為什麼選擇這人不選擇那人
?他選擇保羅,沒有選擇跟保羅在一起的巴拿巴,或其他人去將祂的話語說出來,但這個人
,在沒有被揀選底下,也有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在啟示的傳統里,我們知道聖經的作者有他的位置,但,沒有絕對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看的所謂作者的意義,不是僅看保羅表達的意義。聖經的文本不是普通文本,它是啟示的文本。
整個西方從現代到後現代,問題都一樣,後現代表面上好像否定現代。事實上,後現代是一種現代的radicalization,是將現代的思想方法
radicalize 極端化。怎麼說?很簡單,西方從啟蒙運動以來,就努力追尋知識。他們追尋知識的基礎在哪里?我是主體,我追尋知識,在追尋的過程,我決定怎樣才是認識一樣東西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要研究這桌子,我會將一小部份割下來拿去實驗室。然後,我說“我掌握了這桌子的化學本質。”這一切動作好像完全由我決定。但我問你,這桌子有沒有權利說
﹕“你不應該這樣研究我?”“我不是透過這樣的研究就可以被理解的。”你說它沒有發言權?人類研究宇宙、天體物理的運行,它沒有發言權,完全由我決定?只有我是主體?
主體,英文是 subject。它的特點是它可以sub-ject抗議。海德格說現代最大的特點是我們開始發展一個 world picture
世界的圖像 ;我們變成一個主體,以為自己可以將世界畫成一幅主觀看法的圖畫。當我們以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掌握並且去表達宇宙的真實,我們就是一個主體。
作為一個主體
當我們看自己是主體時,就要面對一個問題﹕一個主體怎能掌握外在的事實而沒有被自己內在的很多條件決定?我怎麼知道自己真的掌握得到外面事物的真相?作一個主體,自己會意識到,雖然是我去決定很多事物,但我里面已有的條件,已決定真相要怎樣向我表達。這是三百年來哲學上一個還不能解決的問題。康德寫《純粹理性》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時,在序言中,說了一句話:這是哲學的丑聞。過去這麼多年直至現在,我們的哲學家還不能證明外在的事物真的存在。我不知道這桌子,是否真的存在。我不能夠證明它。我認識它時,那認識完全出于自己。這個鴻溝我不能跨過。不過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
《Being And Time》 說:“這就是康德的問題,是代表康德哲學傳統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他說it is a scandal of phi-losophy,that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proof the existent of the world and attempts
and being made again and again 。”大意是說 , 我們要證明外在世界的存在,根本就是錯誤的根源。整個世界已經存在,且不斷向我們說話。我們不需要去證明它的存在。我們的存在是存在在整個世界存在的基礎上。他在《存在與時間》一開始就說,我們的存在是﹕my
being is being in the world,我的存在跟世界不能夠分割。
發現存在的事實
什麼時候你覺得肝存在?就是當有癌腫,感覺痛苦時。什麼時候你覺得心存在?就是當心臟有問題,心跳不規律時。當我們精神上有病態時,會自覺這世界的存在。其實在不自覺中,世界已經存在。它是存在於我們很不自覺它的存在的當中。現代哲學否定這事實。
西方的哲學傳統開始時,為什麼要追求真理?不是因為我很有智慧,覺得有個叫“真理
”的要我去追求它。蘇格拉底說﹕“你去追求真理的時候,真理已經存在,在那里吸引你去追求。”不是因為你,是因為真理本身,阿里斯多德問﹕“哲學怎樣開始?”哲學的開始就是因為面對那遠遠超越我的奇妙世界,奇妙到我根本沒辦法理解;當我面對這世界時,我有一個
sense of wonder 奇妙感。我希望自己能瞭解這奇妙世界,哲學科學於焉開始。
其實整個世界、宇宙,我們的生命,都在向我們啟示。後現代人和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將超越我們的否定了。我們以為自己最偉大
,就把自己放在宇宙中心。我們看自己是主體
,是主人。實際上我們在宇宙中根本微乎其微
。因為我們否定超越,就否定了啟示的事實。
所以我們用西方科學、哲學的模式追尋,就完
全是一個主體作為主動的那個模式。我們以此確據任何的方法都是主體的。
剛才說到研究桌子,我們認為它沒有發言權。我們看它是死的,是沉默的,不會發出聲音。不過這種認知方法,在日常生活根本行不通。我們在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對主體。我面對你作為一個主體,面對他作為一個主體;我自己是一個主體。作為一個主體,我知道自己有自由。我有自由的時候,就用自由表達自己。我里面有一種決定性,決定的權利。假如我假設自己是這樣的人,我也能同樣的找出我以外的人跟我是一樣的。我要怎樣去看你?我要看你是一個主體。
讓主體說話
好,我應該怎樣去認識作為主體的你?我不可以當你是桌子。我們面對桌子,在還沒有揭開它的秘密時,它有一種 hiddeness隱蔽性。不過主體的隱蔽性更大;我要研究你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完全隱蔽自己。你不單可以繼續沉默,你還可以講話來誤導我,將你真實的自己藏起來。作為一個主體,我們的隱蔽性很強。所以假如我要認識你,我一定要向你開放自己,作為一種邀請,我邀請你也開放自己
,給我認識。你將自己的隱蔽性向我揭示,那時,我知道我真的明白你了。
啟示與知識
在日常生活,人要認知,要依靠啟示,沒有啟示就沒有知識,這是聖經給我們的認知模式。什麼是最高的智慧?什麼是知識?當我們願意尊重神的主體時,讓我們也願意跟從祂的思想來思想。要面對現代的、後現代的神學取向,我們一定要確立此世的真實性。從一個普通的認知我們也要強調此世,不能對科學用一套,念聖經又用另一套。我們要建立一個基督教的知識論,要將啟示放在知識論的最核心位置上。
這對詮釋有什麼關係?我跟你談話,我站在這里,離開太太兒子,因為知道自己有話要說。我很確定所說的有intention meaning意象信息,有自己賦予的意義。我還相信這意象信息可以克服溝通。我並沒有假設,你們根本不知道我講的。以致只能說﹕“我感覺很好,只是不知道他講什麼?”我們的閱讀和理解有一個責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人命攸關,關乎生死。能否掌握意象信息可能很多人的生命就給決定了。我偶然看到一本書,它對我的詮釋學有很大的提示。
密碼與解碼
這書叫轉捩點《Turning》,作者是Andrew Turning安得魯.登寧。他是無名英雄,假如沒有他,現代和後現代的發展可能很不同。沒有他,我們可能還會受德國納粹統治。沒有他,電腦的發展可能會慢一兩代。三十年代,英國與德國打仗。當時,英國最強的軍隊是海軍。不過當它對付德國,就不管用了,因為德國發展了很厲害的武器
-- 潛水艇。潛水艇使英國軍隊頭痛。後來英國掌握了德國的通訊,只是不懂得解碼,因為那些通訊是用密碼寫的。解不開密碼,怎麼知道通訊的指令?直至他們在劍橋找到年輕的登寧。本來英國
MI5(特務機關
)花了幾年時間一籌莫展,這年輕人只花了幾個月,就破了密碼。德國當時發明了密碼機器
,非常複雜;要在每次操作這機器時,用完全新的規則。登寧念了幾個信息,就解破密碼了
。他自己也製作一個機器,就是跟著密碼的步驟,跟著密碼機思想。破解的密碼是否沒有意義?或由得自己解說?不!那是很清楚的信息
﹕我現在要你將德軍艦隊調到某某地方,你們附近有多少艘潛水艇在某處保護。你們要向英國某軍隊開火攻擊。將這指令、要求實現出來
,軍隊就可以按照策略得勝。
想想,如果叫後現代的讀者詮釋,讓他們告訴英國特工不要注重意象信息,後果如何?英國海軍很幸運,他們很清楚,密碼里面肯定有意象信息,密碼是可以解開的;解開這密碼讀取當中的信息絕對重要,解不開指令,可能會使英國海軍喪生。
讀了登寧的書,我想,對啊!聖經就是關乎生命的指令,對我們的生命有一種存在分析
。它告訴我們,作為一個人,你的狀況怎樣?
它替我們分析人的情性,告訴我們活在一個極大的危險中。那危險是什麼?你要怎樣行怎樣做,才能得救。聖經的意象信息、作者的意義非常清楚,不能任由人隨便假設。它對人的狀態分析,對永恆、對關乎救恩的事實永恆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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