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敲打樂》
雙城記 (A Tale of Two Cities)
~ 從戴德生與內地會的遭遇看“反洋教運動”的根本原因 (一)
蕭秀瓊
對中西文化有深刻認識和研究的學者、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這麼說過：“基督教在中國注定要失敗。”他說：“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對我們毫無用處，因為我們對空想的神學缺乏耐心。我們并不教導我們的青年成為上帝的兒子，但我們教導他們做一個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們才相信中國人基本是人文主義者，基督教在中國注定要失敗。除非它改頭換面得令人難以認出本來面目，否則不可能被人接受。
”
李澤厚先生更進一步宣稱：“馬克思列宁主義的實踐性格非常符合中國人民 (救國救民) 的需要。”又說：“……重行動而富于歷史意義，無宗教信仰卻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滿人際熱情……，這種傳統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在氣質性格、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上，使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直至今天，我們不乏听到這一種說法：馬克思主義很適合中國。所以，無怪乎活在這塵世的男人女人或許活得不好，因為戰亂、因為飢餓、因為生離、因為死別，但，生活還是可以讓人忍受
。聖哲說：“未知生，焉知死。”聖哲還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這塵世太難理解彼岸的世界，有永生、有靈魂不滅的說法，而更奇怪的，這世間竟有所謂“傳教士”這等職業，這些人，或許神祕、或許無味，無論如何，總和活在這今生、這塵世、這現實的人隔得太遠，也扯不上一點關系
。因此，長期以來，日復日，年復年，無論儒家、無論馬克思主義，都一再向這塵世間的人們灌輸：“我們不需要宗教信仰，我們不需要信奉上帝。”這就衍生出這樣一個問題：不需要、不看重信仰的人們能了解宗教感召？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能代替宗教，那它可有宗教的情操？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能代替宗教，馬克思主義又可有對真理無誤性的認知？
它看似理知又充滿熱情，它可有對主体崇拜敬畏的虔誠真情？它有治平理想，但可有徹底無私的奉獻精神，表現出對人終極的需要和關懷？
中國人對宗教信仰的執著不甚了解，對傳教士的思想動機、行為作風甚至可以說是近乎空白
。世界的另一頭，竟有為了信仰的這群人，千里迢迢，遠赴他鄉，繞了半個太平洋，到達目的地。他們被逐出中國國門，卻又千方百計深入內地；他們處處碰壁，卻又風塵僕僕地去到更不熟悉的土地上。中國人尤其更難接受這種極端，不符合向來中庸之道的做法。
中國儒者康有為非常推崇基督教，還以“
孔教之馬丁路德”自命。但他信奉的決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奉獻精神和熱情。他對上帝無動于衷，但他希望有一日儒教能像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一樣備受尊敬。然而，信仰的價值取向絕非是一個什麼精神，或者個人願望所能取代。就基督教會本身而言，它賦予一種使命
，這種使命感便是傳教士來華的基本原因。
傳教士所得到的召示是：……“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本文要著重的大前提，它遠不能，也不應被忽視的。
陌生的外來客
在這一片心靈荒漠的國土上傳播所謂的“
西方宗教”無疑艱巨無比。然而，真有一位在華51年的傳教士這麼堅信：“中國人會成為世上最好的基督徒，因為他們會用心鑽研《聖經
》，像他們研讀古代經書一樣。”這一位傳教士還有一句備受世界各國基督徒傳頌的名言：
“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人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
這個人名字叫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 ，他是一位傳教士 、醫生，也是中國內地會創辦人。
戴德生在中國傳教五十多年，他非常清楚中國傳統的堡壘，不是不知道中國人的心扉向上帝關閉得這樣緊。有傳教士發出深中肯綮的感慨：
“中國人是我所見到和了解到最不關心，最冷淡、最無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們有自己的聖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學者。他們以擁有這些人而自豪，把這些人當作神明崇拜
，認定上帝遠遠比不上孔子和其他中國哲人，
基督教的宗旨不論從深度和高度，都無法同他們自己聖人和智者的說教相比。中國人沉浸于唯物主義，可見之物就是一切。要他們用片刻功夫考慮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見的永恆東西
，那是難上加難的。因為至聖先師說過，要敬鬼神而遠之。欲把福音的真理灌輸給這樣一個民族，是何等困難啊！”
西方傳教士對龍的帝國充滿了“野心”，這是事實。戴懷有這份“野心”來到中國也是事實。然而，如果用“野心”來說明傳教士來華的目的，實在不足以表達他們到底對華“狂熱”到了什麼樣一種程度。如前所言，戴德生是內地會的創辦人。他要求所有內地會的傳教士要深入窮鄉僻壤，“搶救靈魂，領人歸主”
；其次，他要傳教士無論遇到什麼惡劣的對待
，也不訴諸于本國政府。更值一提的是，當義和團殺害傳教士、“二毛子”之後，各國紛紛要求中國政府賠償損失，但戴德生卻建議內地會宣教士拒絕政府的賠償。他沒想到，內地會的這一舉措很快為其他基督教宣教團体仿效，他們紛紛不接受賠款，或退作中國教育基金。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款全數被退還作為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被豁免了。
今天的中國人或許很難理解這一舉措是在什麼背景下作出的。內地會是一個嚴守宗教傳統的傳統組織，傳教士恪守《聖經》教導，傳揚福音，但正是他們這股信仰熱忱導致內地會在新教多個差會中在傳教運動中遭受了最嚴重的阻擊。中國學者朱維鋒提出過這樣的疑問：
“相當有一部份教士，甚至拒絕利用‘傳教寬容條款’，賦予的治外法權，內地會便是顯例。可是傳教士活動的效應似乎適得其反。在最好從傳教方面對清廷施壓的法國庇護下的天主教諸修會，網羅的信徒最多，其中‘吃教
’者也最多，自然引發的教案也多。令人費解的是新教各派教士的遭際。( 指內地會)……在新教諸差會中受教案打擊最重，從揚州教案到義和團運動，他們都首當其衝。”
庚子之亂到底死了多少傳教士，至今仍然不明。根據顧衛民的說法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186人或188人，其中內地會的傳教士佔三分之一強；教徒被殺者的數字很難統計
，一說1912人，另一種估計為5000人。《戴德生 -- 摯愛中華》一書的作者則說，在中國境內
被屠殺的基督教傳教士差不多也是180多人 (包
括家屬) ，被殺害的中國基督徒總數將近 2000
人。
實際上，當義和團之亂爆發以前，揚州教案已給戴德生一個嚴重警告了。1868年 8月 22
日，傍晚時分，揚州內地會傳教士駐地門口聚集了8千到1萬名的群眾，他們拿著刀、矛和木棒，同時不斷投擲磚塊。他們試圖闖入戴德生的住所，要戴德生交出被他們拐走的24名小童
。這是一個被鄉紳散播的謠言，目的是要把傳教士逐出揚州。謠言指控他們許多荒謬的罪名
。民眾稱傳教士為“耶穌教之匪眾”，借行醫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為食，又剖開孕婦肚腹、制煉丹藥等等。
戴德生并沒有將所經受到的惡劣對待訴諸于本國政府，而是向當地懸官求救。當縣官要戴德生修函給知府時，他要戴德生把信中的“
暴亂”修飾為“騷亂”。以後，孫知府和縣官才敷衍了事地發布了這個公告：
“揚州府縣接到英國教士戴德生送來照會如下：‘民眾誤傳傳教士私藏小孩，暗地烹而食之，此因群眾不明真相，事實并非如此。昨晚有無數群眾集結我家四周，引起騷動。謹此懇求大人嚴懲滋事份子，并出示文告安撫百姓
。’知府及縣官認為在教士住所滋事的群眾，
過于無禮，行為失檢，特此示禁令曉諭民眾，
以後毋得再在戴宅引起騷動，違者重治不饒，
不得有違。所出告示得張貼所有街巷中。”
似乎，當戴德生和他的內地會越不訴諸政治，便越受政治打擊，越想解厄消災，便越易自討苦吃。
戴德生受到的詰難，并不只是來自中國本身。1869 年 3月，英國上議院就揚州教案展開了辯論。其中一議員森馬鍚就苛責內地會：
“我們有什麼權利派遣人到中國內地傳教
？我們有什麼權利到中國內地去改變中國人的信仰？……我絕對不贊成支持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我認為我們應當召回內地會的這些傳教士……傳教士一定是個宗教狂，否則就可能是個無賴。如果不是宗教狂的話，他們不會沿江而上，進到內地傳播基督教；但若然是宗教狂便更加危險…。”
從這里看來，并非人人都熱衷于搶救靈魂的事。意思即說，戴德生以外的人，有從政治考慮的大英官員，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因而，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戴德生開始內地會的工作
，無疑困難重重，并非受到很大力量的支持。
戴德生的宗教情操與中國人傳統的不信怪力亂神形成一種對立的局面；有一天這股對立的暗流將浮上表面成為中國與外國衝突的缺口
，“洋教”及其傳教士必定成為義和團將襲擊的第一個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