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深處》
　　　　　　　　　　　　　　　　　永續學習
　　　　　　　　　　　　　　　　　　~ 認識崔琦
　　　　　　　　　　　　　　　　　　　　　　　　　　　　　　文：崔琦(Daniel C. Tsui)　
　　　　　　　　　　　　　　　　　　　　　　　　　　　　　　翻譯/整理：葉嘉華

　　投入半導体平面電子活動研究多年，發現分數 量子 霍爾 效應 ( Fractional Quantum Hall Effect )，崔琦於1998年榮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形容實驗，猶如在冰風暴中測驗個別冰雹的聲音。藉由這個發現，對半導体 (Semiconductor) 的領域及產業，可能將產生新的應用、確立新的標準。

　　發現新效應後不久 ，1982 年2月他接受普林斯頓聘請，到那里開始教學工作，最大的感想是認為，永續學習是尋見生命意義主要的態度。“每當獨處時我常聽見微弱之音說，充滿意義的生命是一個單單不斷學習的生命，”當同事問及為何選擇去普林斯頓，他表示：“那裡有什麼其他途徑，比透過教學相長去學習，來得更好更有意思！”以下是崔琦本身寫的自述，從其求學過程我們得以概略地認識他。

崔琦自述

　　我願把人生分成三個階段來說：幼時長於中國中心河南省偏遠一個鄉村，然後就是在香港求學時期，以及來到美國學院求學的日子。連接這三段時日唯一的線，就是來自周圍人們分享的好意、慷慨和友誼，都在我全部生活中不斷地經歷。

　　我的童年記憶充塞著旱年、洪水和戰爭往事，持續地意識到我那人口過量的鄉村；然而與此同時，也感到父母自我犧牲的愛，以及他們為我創造的快樂時刻。就與大多數其他同鄉一樣，父母從未有機會學習如何閱讀寫字。成為文盲使他們吃盡苦頭，也因此使他們決定不論負上任何及什麼代價，都不讓孩子跟隨同樣的路徑走下去。1951年初，我的父母抓住了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的機會，送我離開他們和鄉村去一個遙遠、連他們都不知道真實距離有多遠之地求學。

　　來到香港我帶著戰戰兢兢、交織著些許驕傲及振奮心情，開始在六等級接受正式教育。我記得當時面對的困難是，剛開始不知道怎樣講廣東話，但是更有生命力的是，同學懷著熱誠、藉著友誼分享、帶我進到他們的圈子，并且參於與課外活動，以他們不同的方式來協助我適應。

　　在香港的第二年年中，我進入培中中學唸書，那是一間公認傑出、并以自然科學聞名的中學。在那里教學的老師，許多都是超資格的
。在中國他們是大學最好的畢業生，通常在一般情況下，都已成為高度學者和科學家。

　　但是戰爭在中國引發的動亂，迫使他們到香港冬眠，并教育中學學生。從教育方法來看
，他們並不算最好的老師，但是他們的智力和遠見給了我們許多啟發。即使是偶然發表的評論，講及發生在北京大學光榮歲月甜美的回憶
，都給我們留下不能磨滅的記號。我想，就是他們潛移默化間挑戰我們，這些住在非常商品化城市的學生，把視線越過金錢標誌、將探索人類知識新領域，看成一個學術性獎賞和挑戰性工作。

　　1957我畢業於培中中學，被國立臺灣大學接受為醫科學生。但是因為不確定家人情況，是否可以回去與他們團聚，我留在香港參加預備畢業生進入香港大學，由政府開辦兩年制的特別課程。下一年春末，我接到從美國寄來驚喜的好消息，就是獲得一份全額獎學金，保送到我路德會牧師的母校，設在伊利諾州的奧古斯塔納唸大學。　

　　1958勞動節過後我抵達校園，在那裡享用了生命最好的三年。在里面我第一次獲得空間
，與自己的路德信仰較勁，徹底做了一番深思
，從自身經歷找出一些意義。在香港的時候，
作為一位獎學金學生，我非常忙碌投入教會活動與責任，每天坐火車長途跋涉而感到精疲力盡。

　　

　　在這里我調整好步伐，自由地閱讀及學習
，把問題思想釐清。

　　從大學開始我已知道，自己將會去唸研究院，而學校及課程選擇從未成為一個困難。楊振寧與李政道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而他們兩位都去芝加哥大學進修；他們是我們這一代華裔學生學習的榜樣，而他們去芝加哥大學唸研究院，對我而言，實是研究教育理想朝聖之旅。

　　芝加哥大學有著強烈與智性的風格。設立在一個主要城市，我喜愛它普世性的氣魄，即使是蓋滿塵垢的建築，以及看起來它很嚴竣。在那裡我幸運的愛上琳達 ( Linda Varland )，一位大學生里認識的學妹，當她畢業之後我們便結婚。

　　與此同時，我也幸運地受到史達克 (Royal Stack) 之邀 ，以研究助理身份參於實驗室建設工作，那時他剛加入物理系作一位固態實驗師
。較早時我已意識到，自己要投入實驗物理工作，但卻缺乏龐大實驗設施經驗，以及宏碩的特別嘗試。我原只要做桌面實驗實驗，沒想到卻也受允許做思考工作。

　　史達克信任我，并讓我在實驗室嘗試每一項操作，給了我最好機會從基本學起：從畫工程圖、焊錫、組裝機械、設計到建設實驗室儀器，至到我完成博士學位，我已獲得信心用所學技術，可以維持生活所需。自從我能常回到技術運用的工作，我開始思考何不冒險，進一步嘗試做全新研究工作，同時接受學術性挑戰
。

　　於是1968初春，我離開芝加哥，到設在紐擇西貝爾實驗室，接受一個新的職位，做固態物理研究工作。在那裡我發覺自己適合做半導體研究，雖然我不曾投入其主流工作，如光學及高能色帶結構，或者使用其應用器具。於是我漫遊進入一個新領域，授予二度空間電子的物理研究。

　　直到 1982年 2月，發現分數量子霍爾效應後不久，我決定去普林斯頓開始教學工作。很多的朋友與我所尊敬的同事問我：“為什麼你選擇離開貝爾實驗室，而選擇去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即使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是否與我童年失學有關呢？又或許是孔子訓言所致
，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獨處時我常聽見微聲說，充滿意義的生命是一個單單不斷學習的生命，那裡有什麼其他途徑，比透過教學相長去學習，來得更好更有意思！


後語

　　“充滿意義的生命是一個單單不斷學習的生命，”崔琦的生命自述及微聲感想，我想就是基督信仰常教導的謙卑，謙卑服在上帝大能底下的意思不是自卑，而是持續不斷向祂學習的態度。多方客觀体認主耶穌以前、現在及將來的工作及同在，就是我們在祂里面分享永生的內容，正如耶穌禱告宣告說：“認識禰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本文刊自Les Prix Nobel1998,受諾貝爾基金會允許譯用，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