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痕跡》
雙城記 (二)
~ 從戴德生與內地會的遭遇看“反洋教運動”的根本原因
蕭秀瓊
暴亂的外部原因 (政治經濟動因)
中國學者顧衛民在分析義和團運動真正原因所得的結論是非常貼切的：“從事後對庚子事變的全部記錄來看，義和團和清軍襲擊的主要對象，是外國傳教士。在民族衝突和民族對抗異常劇烈的情況之下，傳教事業是最容易受到攻擊和殘殺的目標，因為它具有異族異類的精神和文化特征：與商人相比，傳教士更具自己的信仰，以及為信仰而不妥協的精神；與商品相比，十字架也流播得遠，深入到了中國的窮鄉僻壤和邊陲荒漠，因此教會顯然處在直接與中國傳統的社會勢力和意識形態對峙的最前沿。同時，那個時代西方宗教在中國傳播，雖然受到了槍炮的支持和條約的保護，但是與艦炮和條約相比，西方宗教顯然是以精神和信念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異己勢力，因而又是最弱的
。由此，洋教成了宣泄民族仇恨和排外情緒的
突破口。”
這段描述同時也驗證了美國傳教士，翻譯《萬國公法》的丁韙良牧師的話：“三種動機的結合促動了這個令人震驚的騷亂；政治上的妒忌心、宗教上的對立和工業上的競爭。殺害傳教士并不是義和團爆發的原因而是爆發的機會
-- 一個異族王朝政治上的妒忌性和一個保守民族反對敲掉他們飯碗的每項事業，才是發生的真正原因。”
美國學者周鍚瑞甚至把義和團爆發的機會推及到“紅燈照”這個女性組織上來說：“‘
紅燈照’，的存在說明，義和團高潮所帶來的混亂，使一些婦女有了逃脫儒教綱常倫理制束縛的機會，從而外面和同樣一起參加神祕且無疑是激動人心的活動。”
顧衛民、丁韙良、周鍚瑞同時都不否認義和團爆發是一個“機會”；在這場慘絕人寰的衝突將要來臨前，社會低層已經潛伏著無數的危機。而這些危機，又通過民間一再流傳的謠言轉嫁到了傳教士們身上。
我們一定不會陌生，民間對傳教士流傳怎麼樣的一種具人身攻擊性質的毀謗，董叢林先生說得非常清楚：“今天，如果有誰說當年在華的傳教士為了制器照相、配藥煉銀而剜人眼睛，我們會覺得有如天方夜譚。在清季沸騰的反洋教輿論中，卻不乏此類傳聞。當年的反洋教宣傳品連篇累牘這類描述：在教堂里，常取人肝腦，挖人心目，男女裸聚，采陰補陽；傳教士，都淫心獸行，半人半畜，迷人釘身，邪術多端；泰西國，子可娶母、媳可嫁翁，兄弟姐妹，大被同眠……。對這些，只憑起碼的常識就能夠認定，或純系無中生有，或過份誇大其辭，或失之以偏概全，全屬不符實際的訛言
……”
這是何其惡毒的流言，而這種惡毒的謠言散播得何其普遍和廣泛，又何其被許多人盲目的接受！1891年宜昌教案過後，張之洞就發出這樣的呼吁：“流言止于智者。荐紳先生，縫腋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為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戴德生顯然對這種社會給他的標簽不會感到陌生。1868年 7月 20日，戴德生和其家人搬進揚州的家。這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傳教士第一次離開口岸，進入外國人罕至的地方，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麻煩。人們之所以反對他們，往往是受到村鎮的士紳煽動。實際上，我們仍然能感到這股所謂“儒教與基督教的張力。”
“基督教與儒教的張力”(思想心理動因)
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傳入近代中國是有非常特殊的社會背景。它的特殊就在于西方教會是在大炮的呼嘯聲中取得在華傳教權的。1844年和1858年是西方教會確立與中華帝國之間新關系的兩個重要年頭。前一次是《黃埔條約》的訂立與清王朝宣告天主教馳禁，使教會勢力得以鍥入沿海通商口岸；後一次是《天津條約》則保證了教會勢力進一步從沿海口岸向中國內地會廣泛滲透。當然，戴德生和內地會也是通過這樣的保證而進入內地傳教。但是也就因此，傳教事業因而予人一種含政治性、征服性的強人形象。一種流行性意識特征便是洋教是侵略者。
中國傳統士紳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維護中國傳統制度為己任，他們認為儒家思想有維持社會安定的作用。大多數士紳都抱著拒絕和敵對態度。西方來的基督教和激進的傳教士壓迫著士紳的每一根神經線，迫使他們很快作出連鎖反應。這種反應是什麼造成？是因為威脅，是地位和權威受到了挑戰。在士大夫眼里，基督教強調個人，跟中國倫理把家庭放在個人之上，顯然有所不同。
中國倫理精神根植于宗法社會之中，以父子關系為軸心來運作社會秩序，而家庭生活就是這種精神的巨大溫床。孝親祭祖、夫婦人倫
、子嗣傳承這三大觀念共同構成了一種以注重現世、追求和諧、服從隸屬、執著親情為重要特征的精神。但是，基督教的內在信念是：每個人除了自己的生身父母之外，還有一位更高的上帝。上帝甚至遠高于人間的血親聯系。《
聖經•馬太福音》里有這樣一幅“神倫高于人倫”的畫象：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
，祂母親和祂弟兄站在外邊，要與祂說話。有人告訴祂說：“看哪，你母親和弟兄站在外邊
，要與你說話。”祂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著門徒說
：“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
正是基督教這種強調人人都歸屬于上帝，并且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觀念，切斷了中國人所極其注重的血緣、裙帶關系，從而，也就在這一點上向中國傳統提出了巨大挑戰。
中國傳統社會男性霸權與文化霸權思想的重疊
，在鄉紳們所制造的“反洋教”謠言中清楚地表現出來。傳統中國社會對性極其敏感，要麼
，對性一字不提的態度，要麼就是被加以放大
。于是，這種性壓抑下的誇大心理令人作嘔地体現在流傳的謠言中。例如，對于以象征性浸入水中來表示基督徒死亡與新生的洗禮，謠言捏造者竟會以為是“傳教者……引入暗室，不論男女，脫其衣裳，親為洗濯。繼令服藥一丸
，即昏迷不省人事，任其淫污”。對彌撒這麼形容：“按禮拜日招致教堂，男女混雜，日日宣淫”。此外，流言還妄稱：“教民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為婦”，又說：“每七日一禮拜……群黨喃喃誦經。事畢
，互相奸淫以盡歡”、“男女混雜，其風其惡
。”、“男女同黨必是淫亂”、“神父入室定有隱私，婦女就醫豈免褻瀆？……”
不少的指責，都是與性有關，為何？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過份猜忌他人的某種動機，往往反映自己潛在的同類動機。鄉紳們繪聲繪色地渲染教會‘亂倫’，在某種程度上恰好是反映了宣傳者自身那種被綱常名教壓抑和封閉在心靈深處的本能欲望，也是封建倫理掩蓋著的男性對女性野蠻支配欲的折興
。”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士大夫自己最隱秘的那一部份內心活動的折射。正統文化鑄造了士大夫復雜、虛偽人格的兩面：“性交是常事
，卻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口頭上標榜“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想人格，而內心卻無法排解潛意識的人欲衝動和好奇。這種變態的心理，往往驅使他們比他們抨擊的“洋人”更真敏感、更具毒辣，他們不遺餘力的對性事加諸于“洋人”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洋教運動”的謠言謬論背後，是真信仰與虛偽文化的衝突，而不是“基督教與儒教的張力”。
基督信仰對中國傳統的這種挑戰，招來了士紳階級的強烈忌恨。事實上，反洋教揭帖的共同特點往往也正是集中對這種攻擊又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指對教會違反禮俗的攻擊)：
第一，抨擊教會禁示敬神祭祖。這類抨擊極為普遍，如：“蠻夷之人，不敬天地，不禮
神明，不奉祖先”；又說：“無天，無聖，無父，無祖宗……及無人道”。
第二，攻擊教會“男女混雜”，“紊亂倫常”，“教士開堂傳教，男女并收”，“既招引其夫，必牽誘其婦”。
第三、指責教會“錮蔽幼童”，“夭札嬰孩”；有許多教案，包括揚州教案 (1868年)、
天津教案 (1870年)、武穴教案 (1891年) 和宜昌教案 (1891年) 等都是以育嬰堂中嬰兒死亡或訛傳育嬰堂“樂生折割”，“夭扎嬰孩”為直接導火線的。
反洋教揭帖以上幾個方面的抨擊，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文化傳統中強固的倫理精神。這種
精神支配著傳統中國的宗教、風俗、道德等領域，從心理深層頑強地抵制著基督信仰。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