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痕跡》
雙城記 (三)
蕭秀瓊
“替天行道”(社會動因)
早在庚子教難前的31年，戴德生和其家人已深受整個社會環境帶給他的威脅。這種威脅甚至是生命的朝不保夕。朱維錚也不否認：
“按照非官即民的傳統界定，晚清的民間社會，應該是士農工商‘四民’的集合。但實際上起主導作用的是地方士紳。所謂教案便多由這類人直接策動，并常有黑社會勢力插手乃至打頭。”
顯然，戴德生和內地會完全不知道在揚州教案發生前，揚州城內的士紳和一些軍士將領曾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士紳決定鼓動民眾，散播有關傳教士的流言，希望把他們逐出揚州
。
如果按黑格爾所說：凡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那麼庚子之亂，很大部份是中國本身具有這種“合理性”的生成土壤。每一次的皇朝崩潰，秘密組織常常扮演的是叛亂的先鋒。當社會的主導力量落入民間迷信組織或暴力集團之手時，一場非理性的動亂便難以避免了。
周錫瑞在論述義和團運動起源時特別指出
：“在魯西南無法無天的社會中，山東以習武著稱的美德轉而變為暴力文化的流行。該地區人們的火爆脾氣和好斗精神至今仍被中國人時常提起。德國傳教士對當地居民的描述反映了人們的普遍看法：比別人的地方更堅毅、勇敢
、誠實，但另一面，也更粗暴魯莽。另一位傳教士注意到，他們令人畏懼，因為他們具有喜好尋釁的氣質和好斗傾向。爭吵、喧鬧和械斗是山東每天都有的事。特別是在曹州府，日本的觀察者對相鄰的兗州作了相似的報導：不管走到城里何處，都很難看到有不發生爭執的地方……。”
周錫瑞也提到了在安徽的情況：“這個地方，在中國以無法無天的匪徒樂園而聞名，這里的居民像是生活在封建的城邦中，高牆和深溝護衛著家宅與財物，沒有人外出時不帶上火炮或長矛，幾乎所有值錢的交易都在武裝保衛下進行。”
中國南方并不比北方好多少。戴德生初抵上海沒多久就親身經歷了小刀會起義失敗的情景。當時上海已被清軍及法國軍隊重重包圍，人們到處亡命逃竄。城內一片煙火和敗瓦殘垣
，數不盡的尸首，遭害前被剝光了衣服的婦女
，赤條條的躺個滿地，上海是一片寂靜的死城
。
1868 年 6月 1日戴德生第一次進入揚州 ：“揚州除了富饒和美女著名外，還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寶塔，以及許多古雅的寺廟和美麗的花園。但是，揚州也有些人以好勇斗狠而惡名昭著。”
一方面，整個社會下層在當時是混亂、蒙昧、好斗的，另一方面，義和團的宣傳鼓動又似乎考驗著中國人的愛國情操。盡管在今天看來，義和團是一個非法組織，但清政府卻使之合法化。大抵任何一位生在當時當地的中國人都不敢擔保自己會有“清醒”的民族意識
--因為在當時，清醒反而顯示出個人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受到質疑。因而，習武的美德轉為暴力文化的流行；“替天行道”幾乎体現為一個忠誠
、正直和大公無私的中國人該有的氣節；愛國愛民的合理性如幽靈四處游蕩，它匯聚成一種不能竭止的旋轉，既合情又合理的要求殺盡“
洋鬼子”、“二毛子”！
被誤解的摯愛
義和團之亂，終于把綿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風潮中推到了頂點。由此，似乎延伸出這樣一種論調：排外有理，殺人有理。這種論調直到不久以前，還若隱若現地出現在某些中國人的學術論著中。不可否認，某些傳教士和教徒
( 尤其是許多天主教神甫 和他們享有 特權的教民 ) 確實不明智 地介入了中國社會內部的利益紛爭。然而，是不是每個傳教士、每個教徒都是罪該當死？經過這一場屠殺過後，內地會成員所寫的信件中，沒有一封流露過對暴民抱怨
，或要向暴民報復的思想。庚子之亂，戴德生已67歲。由于長期以來的工作壓力和超量工作
，使戴德生出現精神崩潰的跡象。這場暴動發生時，他在瑞士養病，當更多噩耗傳來之時，
戴德生一再受到打擊，身体衰弱之極，要人攙扶、脈搏的跳動一分鐘只40次。他說：“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他依然相信，全能的上帝終必會成就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如教會史上的一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種子。”果然，庚子之亂，沒有令中國內地會的傳教事業停止下來，也沒有使傳教士撤回到本國。
按比率來說，內地會傳教士最孤立，遭殺害的字數也最高。內地會處境孤立，但仍然苦苦堅持信仰的初衷，不放棄、不離開、不申訴
。然而，當戴德生向西方各國呼吁派遣更多傳教士時，他沒有想到各國的傳教士作出了回應到中國傳道，而他更沒有想到的是，當年內地會教士流血至多的中國北方各省，如河南、安徽、山東……半個世紀後竟成為中國農民在西方傳教士早已被逐出教會橫遭逼迫的情況下，大批自發接受福音信仰的核心地區。正如《聖經》所說的那樣：“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只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干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然而，如果反從個人得失而言，戴德生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的一位傳記作者如此記載
：當他下決心要到中國傳教時，牧師并不覺得高興，也不表示歡迎。他問道：“請問所為何由？”戴德生回答：“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去到中國傳道。”
“那你計劃怎樣到中國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像初期猶太地的12個使徒和 7 千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供應的主。
”
牧師把手輕輕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說：“啊，孩子，當你稍為長大了一點，你就會聰明一些；這種想法在基督還在地上時是很好的
，但現在可不同了。”
他第一次被差會派到中國，年薪只有80鎊。為了考驗自己的適應能力，他還不斷給自己制造受苦的機會。他第一次被差會派到中國時，他自認穿中國服裝，留一條長長的辮子，是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尊重，但大英的子民可不是這麼認為。伍喀克
( George Woodcock ) 所著的《遠東的英國人》一書里就這麼批評戴德生
：“有些人相信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們跟著字面的意思，便產生一些大英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為。大班及其他人都相信：白人的尊嚴跟他們的服飾和習慣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舉動令人十分震驚，他竟然變成本地人，丟了英國人的臉，打破了白人的團結精神
，把他稱為‘英國賊’也絕不為過。”
戴德生的 4 個孩子都死在中國；這或許可解釋中國缺乏醫療設施，又或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使孩子生活不調，感染各種疾病。當他極為疼愛的長女戴恩惠腦膜炎即離世時，他的同事記述他“心碎至極，整天哭泣”。他寫信告訴一位朋友：“我不知道怎樣下筆，也不知道怎樣控制自己……此刻我坐在長椅旁邊，竭力想給你寫幾句話，而椅上躺著我親愛的小恩惠
，她正在死亡的邊緣……親愛的弟兄，我的心靈和肉体都軟弱不堪，但神是我力量，是我們永遠的山寨。到中國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動。縱然知道這里的環境、人事和氣候
，我還是把我的摯愛的妻子、親愛的兒女和我自己、奉獻在祭壇上，為神做工。”
戴恩惠去世了，但最重大的打擊是他壯年40時失去了摯愛的妻子瑪利亞。瑪利亞即將離世時，想到戴德生孑然一身就倍覺難過。他妻子死後，戴德生深切嘗到了孑然一身的滋味。
戴德生追憶：“幾個月前，我的房子是多麼熱鬧，所有人都在我身邊。但現在何其孤寂
……但現在只有我獨自一人。難道今次沒有歸程了，也沒有回家團聚的盼望？我親愛的躺在冰冷的草地下。這是噩運還是事實呢？啊！這是真的。”
戴德生自己和他的妻子，還有他們的 4 個孩子都葬在中國的鎮江。他的曾孫戴紹曾曾在1988年發現了戴德生的碑文。碑文完整無缺，寫著：恭敬紀念令人尊敬的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牧師。生于1832年
5月 21日，死于1905
年6月3日。他一生常在基督里。
是的，他的一生就在基督里。他的動機由始至終都是為了基督，為了傳教。他不是要與大英帝國攜手連合把富饒的中國吞吃掉；也不是為大英帝國效命，充當大英的間諜，獲取中國情報給英政府。他一生勞苦奔波，甚至把自己和家人同時賠上了，為的只有
8 個字：“搶救靈魂，領人歸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