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
為什麼我要研究教會歷史
~ 家麟，你要記住，基督教是侵略中國的！
梁家麟
我對中國教會史的研究產生興趣，肇始于大學時期。一來是出于信仰的主觀要求；我在大學前才歸入基督，心誠意堅、滿腔熱情要尋找侍奉上帝的途徑。當時校園里將信仰與學科整合的呼聲正高唱入雲，故此念歷史的我，理所當然地積極探索如何以歷史研究來兌現信仰
、踐行使命。後來，我發現中國教會史是片尚未有多人開闢的茂密叢林，這便成了我躍躍欲試的尋險地。二來是出于學科的客觀需要﹕修讀中國近代史有關科目時，我面對嚴重的信仰挑戰，不少教授學長指責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各種的史實亦清楚說明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與鴉片貿易、不平等條約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與我在基督教書坊里尋得的解說迥然有異，教我瞠目結舌，不知如何自處
，遑論正面答辯了。
1981年，發生了一件令我難忘的事。那一年，為了收集材料寫碩士論文，我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找王樹槐教授。他是我老師的好朋友。他很熱情接待我，並用了兩個小時對我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他把我看成他的子侄、晚輩。臨走時，他突然很激動的捉住我的手說﹕“家麟，你要記住，基督教是侵略中國的！”我忘不了這句話。不管同意不同意
，我不能當作完全沒聽過；就算要用一生去證明這句話是錯的，也要作一些事，不能光是說
；回應挑戰的出路在於嚴肅地面對歷史，仔細地翻爬史料、核實史實、復原史事，俾能全面而公允地評鑒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及其傳教事業
，以及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成敗得失。唯有先確定過去發生的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基督徒才能訂定因應之途﹕或是對各種謬見偏見的攻擊予以澄清辯誣，或是承認過去曾經犯過的錯誤
，鑑古知今，締造新的歷史來覆蓋舊的歷史。
大學二年級，我遇上了王爾敏教授，他的研究雖然並非專注在中國教會史上，但他也做了不少有關題目的史料編纂與撰述，故指導我作研究自然綽綽有余。更重要的是，身為基督徒的他，沒有以有色眼鏡來看基督教，他可以容許後學作出與學術界主流定見截然不同的結論，這為我的學習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由做研究助理開始，我跟隨王老師
8 年，並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及博士論文。從老師身上
，我深切領悟到史料在建立史論時的決定性地位，尋覓史料是治史過程中最先決的工作，任憑再有趣和值得研究的題目，任憑再符合人情常理的假設，倘若無充分史料的支持，一切仍然是空中樓閣。
我很難清楚的說，自己是否在形構個人的歷史觀。不過，我預備自己去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基督教怎樣來到中國？基督教在中國的那段歷史產生了怎樣的誤會？基督教對中國產生哪些正面或負面影響？它為什麼會在1949年面對大沖擊？1949年後，整個宣教事業是否就此完全失敗？我相信，一個治史者若單單說明了什麼事情曾經發生過，並未完成他的責任，他還要進一步就手頭上核實的史料來建構復原歷史的全貌，就過去某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現在的有機聯繫，作出郭清與解說。我不喜歡做太瑣碎的考証或孤立個案式的人物或事件研究，卻喜歡由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影響力的歷史問題或定論入手，從現在回溯過去。我是傾向史論派的。
無可否認，研究了這麼多年，很多新的問題產生了，也讓我的研究路向不斷改變。最近這幾年，我要做的是，把那些沒有很多著作，但非常重要的華人牧者與信徒的地位恢復過來
。這些奮興家寫的東西不多，比如李叔青、苗子九、成寄歸等，但他們是很重要的人物，應該把他們的名字恢復過來！
神的道是兩刃的快劍
~ 華人教會歷史中的聖經觀
遠自唐朝貞觀年間，基督教已傳入中國。當時的涅斯脫略派（中國稱景教）波斯主教阿羅本，攜帶聖經前來，並在皇帝派人協助下翻譯聖經；皇帝在接觸經典，瞭解景教的教義後頒準景教在中國傳播。
元朝期間，景教徒仍在西北及蒙古一帶活躍。從有限的資料推測，這時期的信徒大抵視聖經為天授的聖物，百姓應該加以膜拜，而非鑽研探究其中內容。這與中國傳統宗教“重效驗不重神學”的觀念有密切關係。
天主教方面，汗八里總主教孟高維諾於13
05年的信函提到，他曾把新約譯成韃坦文，又把舊約翻成方言；除了用拉丁文進行彌撒外，也用方言誦讀聖經。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僅翻譯了十誡、信經、禱文等。至十七世紀初，當教務在中國發展略有所成，聖經及其他禮文的翻譯才被注意。
十九世紀中葉，更正教傳教士來華，由于他們主張“唯獨聖經”，又相信每個信徒均須自聖經中直接聆聽上帝的教訓，於是聖經翻譯成為首要任務。
他們雖然屬于不同的宗派，卻因在大奮興運動和海外宣教運動中受感召，所以很為個人的宗教感情與經歷所影響。他們抗拒過份抽象的思辨神學，主張直接回到聖經去，因此聖經的地位特別受尊崇。當然，二十世紀來華的美籍傳教士一般只受過最基本的神學訓練，神學造詣不深，只能期望直接從聖經里求直接的答案，無法廣泛的參考歷史和神學的資料，因而這種繞過二千年的神學傳統的解經，也直接深遠的影響著華人教會。
華人信徒對聖經的看法
第一、華人信徒不但受保守派傳教士的影響，秉承輕視神學研究的傳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甚至激烈的反對一切神學教育。許多有名的傳道人標榜自行隱修，單單研讀聖經，結果因著缺乏充分的原文知識、聖經背景與歷史資料以及嚴謹的文法與歷史釋經技巧，釋經工作很難再有突破。
第二、除卻輕視神學知識，華人信徒還有一個妨礙他們對聖經有正確理解的致命傷，就是割裂的人觀。許多華人信徒相信人的靈、魂
、體是截然三分的，彼此互不隸屬或關連；而在價值上，肉體固然是敗壞腐朽的，而魂（知識、意志、感情）的地位若與靈相比，也是等而下之。應用在解經上，他們相信用魂來讀經（即運用人的思想和理性來分析、理解）要不是錯誤，也只能讓人略知聖經的皮毛，無法探究其中的奧秘。
第三、華人一般都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
，重效用與實踐，輕抽象理論。一個道理若是無法即時應用在現實上，便被視作奇技淫巧，
緩不濟事。套用在華人信徒的釋經態度上，他們通常都注重信仰對生命的改造和即時的影響
，認為聖靈必要藉著經文直接對讀者作出指引
，使他痛悔己罪、激發熱心、勉勵行善，否則
一切有關經文的討論均屬空言妄語。
在瞭解一般華人牧者對聖經的態度後，我們要進一步的問，倘若聖經是一切神學研究的基礎，則這種釋經的態度和方法，又將為其建構的神學起什麼正面或負面的作用呢？
基于篇幅，現在只能摘要的作若干重點分析﹕
一、 字面主義釋經。這個名詞是V.S.Poyt-hress在評論時代論者的釋經方法時採用的，就是說釋經者在處理一般經文時，首先考慮的是這段經文與自己的世界觀和時代處境的意義，而忽略或輕看了該段經文就其文法與歷史處境中的確實含義；如此，經文與經文的脈絡就被分割了。
二、靈意解經。由于不少華人釋經者強調聖靈的即時指引與釋經的直接應用，輕忽了經文的原來含義；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強調聖靈在讀經者閱讀聖經時的啟示（是有內容的Relation啟示而非僅僅的Illumination光照）。“
聖靈的說話”雖不一定與經文的原來意思相沖突，但卻可能超過經文的原來意思，即經文本來沒有的意思。如此，神的啟示要不是由二千年前挪移至今日，也變成了雙重意義。神的啟示是延續的，聖經經文本身並沒有規範和限制神啟示的能力。但靈意解經的表達，甚至是將和合本中文翻譯的字或句作自由而任意的詮釋
，將聖經的預言作解籤式的“解碼”就可能引起誤導性了。
三、復原主義。嚴格地說，復原主義是十九世紀末北美信仰保守的教會的流行思想，但這思想卻對華人的神學路線和教會模式造成深遠影響。他們堅信聖經中（特別是使徒行傳）記載了所有歷代教會必須信守的制度和行事方式，任何時代的教會均須一點一劃的遵行不踰
，一切聖經記述以外的條文或制度的添加都是不合法的。例如牧師制度是否符合聖經、宗派名字是否應該除去的神學爭論，基本上都是在復原主義思想指導下產生的。
四、 範本論。銜接前面復原主義的討論，由于聖經在教會日常生活的運作上並沒有巨細無遺的指引，所以復原主義者乃大量引用使徒行傳，並將聖經的“描述”看為“榜樣”、“
命令”。
以上粗略簡介了華人信徒對聖經的看法，必須補充的是，許多華人傳道者的釋經，都是既嚴謹又認真的。筆者深切期望的是，既然我們已有源遠流長尊重聖經的傳統，也冒起了愈來愈多經受嚴格訓練的釋經學者，中文聖經的翻譯又不斷在修訂及趨向完善；那麼華人教會自然應該更熱愛聖經、更正確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將教會建造在神不變的話語磐石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