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痕跡》
　　　　　　　　　　　　　　　　　　雙城記 (四)
　　　　　　　　─ 從戴德生與內地會的遭遇看“反洋教運動”的根本原因 (完結篇)
　　　　　　　　　　　　　　　　　　　　　　　　　　　　　　　　　　　　　　蕭秀瓊

　
　　“心靈得醫治，靈魂得拯救”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經歷。在義和團暴亂的前夜，各地人們普遍存在著生存的危機。某種程度而言，義和團之亂是人心不安所致。全國上上下下，從清皇朝的執政者到下層的市井小民無不感覺到整個社會充斥著緊張的氣氛。機會與威脅同時并存，但她還來不及反應與應戰就與敵人一起同歸于盡了。她的心理機制太脆弱，以致于常常表現出慌張和徬徨。她到底是敗給了帝國主義國家，抑或敗在自己手里？

　　庚子事件以後，尤其1911年後，一部份有識之士認識到此前所有變革，都是外在和表面的，最重要的是外國人本身的改變，是中國國民性尤其是個人道德和心理上的變革。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第一章就是“心理建設”
，魯迅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口號。有趣的是，早在他們之前幾十年，戴德生就把這項事業作為畢生努力，更是他生命的整個主題。他認定，惟有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中國人的心靈
，可以帶給中國一番新的氣象，一股新的生機
。他一直相信中國人會是世上最好的基督徒。


　　

　　中國第一任總統，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就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革命同志中信奉基督教的就有陸皓東、區風墀、楊襄甫、陳少白、史堅如等眾多人士，惠州之役參與者有30
%是基督徒。

　林語堂先生肯定沒想到基督教在中國沒有“
注定失敗”。林語堂本人并沒辦法把基督教改頭換面到難以認出本來面目後才接受這個信仰
，但晚年他還是按《聖經》的教導最終成為一名基督徒。

　　什麼能使傳統中國的社會得到新生？什麼能使長久的惰性展現積極的一面？中國需要的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和建設，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重生”。惟有心靈得到醫治，它才能衝破一切的枷鎖，展翅上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