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思考》
　　　　　　　　　　　
　　　　　　　　　　　　　　中國哲學和西方神學（上）
　　　　　　　　　　　　　　　　　　　　　　　　　　　　　　　　　　　　　鄧紹光

　　
問：莫特曼與潘霍華的神學有什麼共同之處？

鄧：無論潘霍華或莫特曼，兩人的神學都很重視關係。過去神學發展，很少從關係範疇思考
，巴特也不例外。他在對抗自由神學時走向一個極端；因為十九世紀重視人的主體。當人說
，人是主體性存在，就把上帝變成一個客體；
就是說，我是以主體去認識禰，掌握禰，分析禰。當人將上帝當成對象，上帝就再也不是一個主體了。巴特反對將上帝變成人可控制的東西，他也反對人使上帝失去祂的獨立自主性。所以，他作了 180度 的反應；高抬上帝的主體性 。他說上帝 與人肯定 有差異 ，上帝是一個 holy other聖潔的他者，完全與人不一樣。雖然說上帝和人都是主體，但這兩個主體不能等同
，他們中間有一個存有論的差異 ontological dis
-tinction。人跟上帝不是 19 世紀所說的 ，只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一個“本質”上的差異。巴特早期的神學撥亂反正，結果將上帝和人的距離過度拉開。到了後期，他的神學發展才沒有完全采這立場，比如在《教會教義學》，他的路線就相當接近潘霍華了。嚴格來說潘霍華比他走快一些。潘霍華是在1933年左右，就發現這問題。他在大學開課時就在基督論里批評了巴特的問題。他說上帝的自由不是一種在自己里面的自由，不是一種內在三一的自由（imunion trinity），而是free for us為我們的自由。上帝不將自己困拘在自己的困局。祂走出自己的世界，進入我們的世界。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不是，祂仍然在一個自我中心里活動。回頭看，人之所以犯罪就是因為困在自己的世界，不走出去與上帝與他人相交。潘霍華發現，如果巴特這樣看上帝，是將上帝擺在一個很奇怪的，不妥當的位置。所以他很重視上帝與這世界的關係，特別是從耶穌基督身上看 for us 的基督論 。這樣，莫特曼也繼承了這思想，他的第二著作《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帝在十字架上與人認同，在這認同里同時批判世界的不公不義與對人的壓迫。

問：潘霍華和莫特曼所說的關係和馬丁布伯所說的關係又有什麼分別？

鄧： 馬丁布伯說的是 I thou relationship 我你關係。他問，我跟你的關係是怎樣出現的？為什麼我會成為你？就是因為關係。沒有了關係，我不會成為我，你也不會成為你。所以對馬丁布伯來說，關係是最重要的。但莫特曼和潘霍華不是這樣看。特別是潘霍華，他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聖徒相通》和教授資格論文《行動與存有》里強調，關係沒有優先性。有優先性的是 others 他者。為什麼關係沒有優先性？因為在你還沒有進入關係以前你要預設有一個他者在那里。你一進入關係就表示你已經和他者有了關係。潘霍華強調，我們不可以將他者消融在關係里。他沒有在自己的作品對馬丁布伯作任何引述，但從這角度，可以說已經批判了馬丁布伯。他認為太強調關係 ，I 和 thou 最後會被關係控制。這樣雙方的主體性都會消融在關係里。這在中國文化里特別容易出現。中國人也談關係，但我們的關係嚴格來說是人間的倫理關係。巴特的後期和潘霍華或莫特曼，談關係時一定預設一個條件，就是他者 the other 永遠都有優先性。人不可以將關係高抬得過份，是要避免將 the other 和 I 融蝕在關係里 ，使他們的獨特性消失。I 和 other 應該有一個不同性
。無論這不同是無限的，比如說人跟上帝，在本質上的不同，或人與人之間，受造物同類之間的差異性 。按照潘霍華，人是 image of God
神的形象，God 有這個界限 otherness，人亦有這個 otherness，我們不可以像西方哲學家如康德、黑格爾等，說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性來把握對方的本質。人不可以這樣做。沒錯，我與你有一個關係，但不能因為這關係要將你的獨特性消滅。

問：你是說要保持雙方的主體性？

鄧：對。但這主體性又不是一個絕對的主體性
。這跟中國哲學里強調的關係有一些分別。我
們可以從這里切入，表達對中國文化某方面的贊同，但在贊同下，我們還要批判它的不足。重視關係是對的，但不可以將它抬得太高，也不能將它變成絕對。要在一個以他者為首出的底下，你才可以重視關係。所以在這里需要有調整和批判。中國文化說到關係，仍然停留在一個實際的生活層面，不是哲學的層面。中國哲學的主流不是講關係的範疇。比如說儒家，它是中國哲學主流中的主流。如果說儒釋道是主流，跟著我們會說三家之中只有儒家是主流
。這是傳統哲學的講法，當代新儒家也這樣認為。雖然佛家和道家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儒家，它消融了它們，包容了它們的不足。

問：你是說釋家、道家要表達自己的時候反而用了儒家的思想和精神？

鄧：可以這麼說。當道家和佛家要從哲學層面走人人間，它就需要被包容。儒家才是他們表
達自己的標準。儒家里面也有主流和非主流。主流就是孔孟。荀子是非主流。

問：為什麼有這分別？

鄧：因為孟子重視道德的主體性。他說，我有四端心，有良知，就是道德本心。這道德本心
不是外在加給的，是我所固有的。這是很內在的道德實踐根據，是心性論，很個體性，很個人性。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他們一談到主體性，就會提孟子。因為孟子曾問，一個大丈夫怎樣被建立？就是憑這道德實踐精神。從這里，孟子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不假外求的主體。他會跟其他人有一個關係，但我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不需要其他人幫助，我這主體會自己活動，然後就可以頂天立地。我們看見他相當個人主義或主體主義。荀子則剛好相反，雖然有人說他倡導性惡論，跟孟子的性善論不同。但荀子說到性惡時，並不像孟子從根本來談。荀子沒有說人性本惡。他不是這樣看人性問題。

問：那他在什麼情況下說惡？

鄧：他是在一個群體里說惡。他說，人如果獨立存在，沒有一個群體，就沒有所謂善惡的問
題，因為他做什麼都可以；沒有一個人或一些東西需要他負責。但，人在群體里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在群體里只順著自己的情欲活動，你會為了滿足自己而傷害其他人。為了爭奪利益
，你會令他人匱乏，甚至戰爭。荀子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性就是惡的。

問：荀子為什麼重視禮？

鄧：他認為禮就是讓每個人都有一個位份；範圍和位置。這樣人和人之間透過禮就決定了他
的位置和交往服侍。禮也是保持一個距離；安全距離。根據某些人，禮是一些規矩、規範。當然這是在文化的規範不等于法律規範。荀子很具體的說，如果你是做父親的，你有什麼規範，作兒子的又有什麼責任、權利。人的角色
，透過禮就決定了。荀子非常重視關係和社群
。

問：你對荀子的學說有什麼意見？

鄧：荀子的問題是，太過特出禮的時候，人的主體性就不夠。它削弱了人的主體性，使所有
個體都要在禮下被安排。這樣的思想，跳一步就會變成韓非子的法家。韓非子就是荀子的學生。這樣，禮就讓每個個體處于被確定的位置被確定的行事為人和標準里。如果將禮轉一轉
，變成法的時候，再落入君主手里，就變成把自己交給別人規範，而不是自己規範自己。這主體性就交給他人了。但，荀子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文化里仍然有一些元素、資源
，可以重新發掘，用以對抗傳統主流哲學里太強的主體性思想。

問：墨子又怎樣？

鄧：墨子說兼愛或博愛，曾被儒家批評為具體性、特殊性不足。儒家說人不能對每個人用同
樣的方式對待，用同樣的愛去愛。現實上，這批評是合理的。即使基督徒都不能夠，只有耶穌基督才有能力。我們每個人的主體性都有所缺欠，所以沒有辦法完全的付出。我們能夠愛
，唯有靠耶穌基督。

問：墨家是否比較具有實踐性？可否說，跟基督教比較親近的反而是墨家？

鄧：對，它比較具有實踐性。從歷史表現看，墨家同時具有犧牲精神。甚至後期的游俠都秉
持墨家精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這俠義的精神無休止發展下去，會陷入個人主義。司馬遷就批評他們僅憑一身武功，純粹以個人喜惡來決定公義。雖然出發點很好，但會讓個人主體性更膨脹。墨家把全部責任擺在身上，包袱似乎太重。這和儒家把責任擺在聖王身上亦然。儒家說要讓內聖外王治天下。但，平天下怎能由一個聖王決定？這也反映中國哲學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政治制度沒有很深入的哲學反省。

問：內聖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否太過理想？

鄧：把理想放在個人的身上，或把責任放在特殊階級身上，比如說要德化天下，以德服人，
都沒有想象中輕易。儒家說，只有聖人可以德化天下。他們認為聖人當然最好同時作皇帝，結果就要求皇帝也做聖人。但這樣的可能性很低，就算你做了聖人，你的道德是否就可以感化天下與萬物？儒家的理想就是用個人道德感化周圍的人。這在一個家庭可能會比較容易，如果範圍大一點；一個鄉村，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就沒辦法想象了。這是儒家投射的理想國度。這樣，你會發現，中國人對政治的思考很脆弱，不扎實。不像西方哲學家，他們會思考君主、人民的位置在哪里。他們會提議人民守則、社會制度、國家法律的定位。中國人基本上有的只是破碎斷續的實用理解，沒辦法合併哲學思想。他們其實在看誰掌權誰說話。當然，他們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也會有一些反省；但他們的思想不成系統，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人倫道德實踐下談政治與社會制度。這就沒有了獨立性。政治應該有政治領域，個人道德實踐也應該有自己的領域。兩者可能有關係，但不能把他們等同，或不能從道德實踐的領域擴展出去，把政治包容在里面。這會使政治本身沒有獨立性；至少沒有了相對的獨立價值。

問：這就是所謂的萬事混和嗎？

鄧：對。這在中國思想里一直出現。其實所謂的大一統就是大混和。這也反映了它減少了所
有東西的主體性﹕我的主體性消磨你的主體性你的繼續消磨我的，大家炒在一起，變成一體平鋪，最後每個人都一樣了。

問：莫特曼和潘霍華的神學能夠提供怎樣的出路？

鄧：潘霍華強調的是差異性，就是表達上帝與人的差異性；同時他強調人和人有差異性。你
的主體不可以取代我的主體，我的主體也不可取代你的主體。

問：如果這樣說，他為什麼參與行刺希特勒？

鄧：從另一角度看，希特勒正在扮演一個絕對的主體角色。整個德國人民則扮演服從這個主
體的角色。在這附庸下，人民強化了這主體，就變成對整個德國人民的傷害，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傷害。

問：所以他要取消希特勒的絕對主體性？

鄧：沒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沒辦法。

問：這樣他的主體性不是要否定了他人的主體性？

鄧：其實在這行動過程，他很特別，就是一邊行動，一邊向上帝作悔罪的祈禱。他知道這樣
做是錯的，但如果不這樣，他沒有第二選擇。在一個罪惡的世界，兩權相衡，就要取其輕，因為在罪惡世界你沒辦法選一個完美的倫理決定 (ethical decision)。不管你選擇哪一個，總有傷害，問題只在於多或少，嚴重或輕微。他總要做決定，不作決定情況可能越來越惡化。潘霍華在行動中一直有悔罪的感覺，這是很難得的。我們很多時候覺得，對就去做，正義凜然
，雖千萬人吾往也，其實是否顯示自義？

問：這樣說，我們是誤解了潘霍華？

鄧：世人誤解潘霍華，因為他還有很多手稿沒面世。現在德文版的已印刷好了，英文也翻譯
了幾本。只是他的《獄中書簡》還沒譯完。我講的是英文的校勘本，是直接從德文校勘本翻譯的。《團契生活》出版了，《創造與墮落》是他研究創世記一至三章故事的神學詮釋。這好像巴特的《羅馬書注釋》一樣。他們要透過解釋聖經表達神學思想。

問：他先有一個神學思想才整理他的聖經認識？

鄧：兩個可能性都有。我們要看他解釋的能力去到那里。往往這樣的解釋有一個作用；他們
可以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這是德國人充滿洞見的一點；穿透經文掌握背後的精神、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