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思考》
　　　　　　　　　　　　　　　中國哲學和西方神學（下）
　　　　　　　　　　　　　　　　　　　　　　　　　　　　　　　　　　　　鄧紹光

　　
問：我們今天如何可以跟中國哲學對話？
鄧：如果要跟中國哲學對話，我個人認為要藉西方的解構方法。所謂解構就是揭開主流的主導性，主宰性、宰制性。不給它控制一切，不允許它成為判定的標準，不要讓這精神去解釋所有的事物；要讓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表現出來
，使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們這樣做，發掘了新的、不同的看法，就可以選取一些跟基督教接近的，有可能對話的思想，作為我們對話的對象。比如說荀子，我們可以思考他如何在群體里看個人修養實踐的可能性。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從這里切入，然後再修正。一方面對話
，一方面指出如果中國哲學要繼續發展，可以在基督教信仰里找到一些幫助。

問：如果基督教有很多人願意，但中國知識份子反對，我們如何？他們會不會有這樣的心態
：如果你解釋了我的東西，解構了我的東西，
我就沒東西可賣了。第二、他們害怕基督教的侵入，好像我們害怕他們的侵入，他的保護性一強烈起來就會看不到共同點。第三、基督教本身的知識份子傾向西方或猶太文化之後就以為中國哲學里沒有好東西。所以一個是用西方看法，一個是不知不覺受猶太化，他們認為既然上帝把特殊啟示放在猶太文化，中國文化就要靠邊站。
鄧：其實很多內地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對中國文化相當失望了，這是一個時機。

問：如果這群人有機會出國讀神學，回來後他們會不會被本身的中國教會知識份子抗拒？
鄧：有這可能。這是中國教會需要時間走過的
。香港教會不同，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情況也不一樣，守舊或反對勢力沒這麼強烈。香港華人教會基本上走得比較快和前面。北美教會至少比香港教會落後十年。台灣教會在神學思想方面，其實也相當落後。特別是老一代的牧師聽見人用解構式的方法解四書五經，可能會跳起來反對。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出現。香港比較寬松，主要原因是這一代的神學工作者多了。90年代回香港教神學的，教系統神學的超過十人。大家都覺得有需要帶給華人教會更多新的思想發展，令信仰可以對文化有一個回應，或者幫助文化更加健康的發展。我從這個角度覺得比較樂觀。

問：劉小楓算不算文化基督徒？
鄧：他是基督徒。他的工作是將西方重要的經典文獻翻譯過來。不過有時，他在翻譯的選擇方面可以再斟酌。有些書未必這麼快有需要；可以分成不同階段翻譯，循序漸進。

問：基督信仰的啟示在中國文化好像很缺乏，可以怎樣透過莫特曼的神學有所轉化？
鄧：這一點莫特曼沒辦法幫忙。這牽涉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一般上都 關心的 being 存有的問題。中國哲學所講的道、天道，它的層次都是西方哲學所說的being。

問：馬丁海德格反而近一些？
鄧：是的。馬丁海德格在他後期的思想里所講的 being，就“好像”是上帝。他不會說 being
就是上帝。他很小心。他問我們怎樣認識being
。它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掌握的。即使在他早期的《Time and Being》里，他都有一個傾向，就是透過人來認識being。但後來他發現此路不通
，因為如果這樣，人仍然是中心，仍然是人本主義或主體主義。所以他晚期有一個轉變，就是只讓道自己來顯現它自己，讓人在它的顯現底下去領受，去回應。他甚至用了很基督教的思想：感恩，來表達。在這一點，馬丁海德格是一個很好的橋樑。我們可以把這思想帶進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不是沒有這思想，道家就是海德格這思想。但，一定要回到老莊思想。到了漢朝的道教已經不行了；道教追求的是肉身永恆、肉身飛仙、煉丹、長生不老。

問：中國人是否常把哲學精神放在物質世界作為一個工具？
鄧：是。所以要恢復老莊的思想，將人的主體性減低些，不要太強，最少能夠在道的面前讓開。人不要執著用自己的理性去瞭解它。這就跟我們信仰里說的特殊啟示很相近了；你在上帝面前要靜默，腳步要輕。潘霍華說，人在基督面前只能靜默領受。

問：上帝和being之間的關係怎樣處理？
鄧：這相當困難。西方神學家有兩種不同看法
。有一派認為上帝就是 being 。 特別是天主教思想，多瑪斯主義。循這思路下來，他們認為being 就是上帝 。但另一些人不同意 ，他們認為 being 和上帝要分開 ，因為上帝是有位格的
，being 不是有位格的 。但是分開了以後 ，兩者的關係究竟如何？這神學／哲學問題，現在仍在討論中。

問：莫特曼的神學有談到政治，你怎樣看六四事件？遠志明有一個深刻反省，他作了一套神洲懺悔錄。
鄧：事實上我研究莫特曼也是因為六四事件。六四表達了一個重要問題：在這苦難的世界里
，600 萬猶太人被屠殺了， 因為不是發生在中國，我不是猶太人，我不會有切身之痛。沒有切身之痛，我不會特別關心受苦的上帝。但，六四事件是我們每天的新聞，死的是自己的同胞，這震撼很大，大到一個地步我們會問：將來中國是否還有希望？我們的知識份子、大學生被殺害，他們不是社會和國家將來的希望嗎
？為何不被尊重還要被毀滅？神學院的同學當時就問，在這樣的罪惡、邪惡勢力下，為什麼上帝沉默不言？猶太人在希特勒時代也問，為什麼禰沉默？為什麼禰不介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如果不好好處理，信仰就出現危機甚至崩潰，可以不信了。當年猶太人也是因這緣故不信上帝。這時，我從莫特曼的神學看見出路
。他說，上帝不是沒有參與，只是祂用另一種方式。祂不是用榮譽的形式，好像中世紀所說的榮譽神學。祂也不是以權能者的方式出現，乃是以一個隱藏的方式，祂在受苦里隱藏自己
，與人一起受苦；誰死祂就死。後來我又看見潘霍華說，當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祂也正在殺害基督的身體。這信息很震撼。原來上帝也在那里受傷，祂自己的生命也破裂。我覺得做基督徒很容易忽略一件事，我們都喜歡權能，喜歡舒服。有問題時，我們就借用上帝的權能，或用祈禱來控制上帝。“上帝我現在有這樣這樣的問題，禰要來幫忙。”這是我們典型追求權能的表達，其實也是罪性的表達。但上帝有自己的方式，而且這方式最徹底。我們看見上帝與我們一起受苦，就看見上帝對我們的愛。這是一種很深的愛。上帝在苦難發生時已經激動教會，祂的心已經被激動。教會本身就是上帝的手腳。華人教會常說十字架，但從沒用這角度看。我們說十字架只是從個人的救恩來看
，不看群體的救恩，也沒有思考群體的結局，所以我們看到的信仰很個人性。這是一個遺憾
。我們看不到上帝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莫特曼與潘霍華一樣，他們要求教會參與基督的苦難。這樣我們才配被稱為基督徒。基督徒就要 follow Jesus Christ step 你追隨祂的 腳蹤才能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才認識真正的耶穌基督
。所以潘霍華和莫特曼說，教會就好像耶穌基督在地上，為了這世界而存在，不是為自己的好處，不是為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愛因斯坦曾看見教會在報紙宣稱信仰 - 巴門宣言和保護猶太人，他才對基督徒改觀。

問：什麼是巴門宣言？
鄧：巴門宣言重申基督是主。我們現在看覺得沒什麼，但他們當時是針對希特勒，這樣說要面對入獄的風險。當時整個德國教會算是完全瓦解的，這是一個悲劇。

問：如果上帝參與受苦，我們要怎樣維繫信仰才不會走到極端的鄉土神學或解放神學？
鄧：我們看見上帝參與我們的處境，瞭解我們是被上帝關心的，就可以繼續借用祂的力量，用祂悅納的方法面對暴政。要怎樣才不會掉進陷阱？莫特曼的神學說，任何在人間的改革都不會是最後的，換句話，沒有可能在地上建立完美的天堂。如果壓逼已經來到，我去參與上帝的苦難，就不可以用我的絕對性說這是上帝的解救。是的，不可以這樣講。莫特曼沒有很仔細的討論是否可以拿槍反抗，因為這牽涉處境問題。處境問題相當複雜，我們不能單單就處境討論神學，要不然什麼樣的神學都會出來
。所以莫特曼在早期和後期的思想有分別。他早期說在某一個程度可以暴力抗爭，但後期他就放棄了這觀念。他接受一個公民抗命的方式
，就是不合作的態度，或說和平示威。因為他看見耶穌基督本身也用這方式，就是不以暴易暴，因為以暴易暴會帶來無法解決的惡性循環
；現在我推翻了一個暴政，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別人要推翻的暴政？這是莫特曼在60年代開始思想的問題。他特別關注東歐的政治，因為東歐在共產黨控制底下，所以他當時寫盼望神學是有武力革命傾向的。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一書，他思想到暴力開始了，人沒辦法止息它的惡性循環。他說，你只能采取一種公民抗命的方式，以不合作的方式寧願犧牲自己也不讓暴力再出現。如果不是，你會加深人間的悲劇 。這一點有兩個西方神學家 Johny Youda 和 Hanewos在研究。他們現在是談西方政治神學很重要的人物。他們認為教會是一個要活出與世俗人的倫理不同的團體，是一種和平的團體，並用這樣的方式反映與彰顯另一群體的不義、不公及暴力。所以教會本應是一個另類群體，一個alternative。這樣的思想和莫特曼不謀而合，但跟解放神學有距離。

問：潘霍華的行動前懺悔是一條出路嗎？
鄧：但他還是有行動。那時他在國家教會。如果教會變成國家教會，是一個禍根。教會被置放在國家底下，會很自然的享受國家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教會就沒辦法去面對真正的問題；困難來時國家助你擋開，利益來了國家撥給你，結果被養肥的教會沒有辦法回應真實的困局。潘霍華的國家教會是向希特勒致敬的，他們視希特勒為國家教會的最高元帥。他們看希特勒為上帝派來復興德國的人。

問：什麼是盼望神學的中心？
鄧：莫特曼最基本的想法是，讓教會看到上帝已經啟示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現在祂悅納的是我們參與苦難的同時發揮愛和重建的力量。所以盼望也是給每一個個人的，但終末的應許還沒有到，所以我們正在走上前去；就在走上前的過程帶領那些還未認識上帝的人。莫特曼說教會要透過這樣的生活方式來讓人知道，上帝的應許，上帝的盼望。讓其他人在參與教會時把這盼望傳給更多的人。那些活在沒有盼望的處境下的人，更需要這樣的盼望。盼望神學是一個末世的神學，一個還沒有做完的神學。因為我們都在進程里。上帝帶領整個受造物，不單單是人；莫特曼的特色是，上帝的拯救不只是拯救人，祂同時拯救萬物，因為萬物都在勞苦嘆息，上帝要救他們進入一個完全的國度。

問：他的基督論是否很清楚的表達，除非透過基督才能得到終極盼望？
鄧：對，不管任何人都要透過基督這特殊啟示
。他說基督教的身份和侍奉就是建立在耶穌基督從死里復活的事跡上。只是這事件只發生在耶穌基督身上，還沒有發生在你我和萬物身上
，所以我們要等待最後的大審判日。基督教的相干性也在這里。因為耶穌基督的死里復活對我們是有意義的，祂要告訴我們，這世界不是被邪惡勢力剋勝的，黑暗不完全掌權，它不能將世界和之上的生命否定，我們還有新的可能
。我們是被基督撥在自己名下的，同時基督徒不能離開這個來講基督教或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意義，如果我們失去了獨特性我們就失去相干性。

問：這對處境有什麼意義？
鄧：如果太過強調相干性就沒有了自己的身份
，結果我們會跟處境妥協。但莫特曼不是這樣
，他說你可以批判他，好像十字架神學批判掌權者，同時宣告釋放，認同別人的處境，進入別人的處境。在這方面，那處境性意義，就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完全認同對方。這是不可以的。所以草根神學和解放神學只是做到完全認同這一步，把自己的苦難看得比一切都大，
把自己的苦難絕對化，結果他們把自己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完全分開，尋找自己的資源去打仗。

問：這是否自我膨脹了主體性？
鄧：對，人絕對化了自己的痛苦，再借用上帝的名譽拯救自己。將上帝當作工具，不是等待上帝的時間和上帝的方法。當然，等待的時候
，不表示什麼都不做。

　　這次訪談簡直是豐富的神學饗宴，我們在步步追擊的問話中得到了更新的神學認識，只是可惜，聆聽的人太少了。如果明年蕭維元博士基金會再辦講座，你願意錯過嗎？